【学术论文】有限公司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行使的困境与出路

发布日期:2018-04-17浏览次数: 字体:[ ] 视力保护色:

有限公司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行使的困境与出路

 

唐  高  余利明

 


 

一、面临限制:盈余分配请求权行使的条件

股东唯一的积极义务是及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当股东完成出资义务后,其投资的目的便是追逐资本带来的利润。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权利的重要内容,但是股东行使该权利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限制:法定限制、章定限制和其他限制。

(一)法定限制

法定限制包括实质限制与形式限制。实质限制要求公司必须满足盈余分配条件,具备盈利可分。如果公司处于无盈可分的状态,则不能诉请分红。形式条件要求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这一法定程序。《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该条为任意性规范,公司法对股东享有分红的权利予以确认。股东享有抽象的分配股利请求权,但该权利尚未具体化时仅具有形式上的价值。股东如要具体化实现该权利,需将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转化为具体的权利。抽象的分配红利的权利转化为具体的分配红利的权利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即股东会决议。《公司法》第37条规定股东会行使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职权。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可见,公司法并未授予董事会分红的权利,仅规定董事会对分红有提议权。

《公司法》第167条对盈余分配的要件作出明确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35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可见,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内容分配公司利润,股东应对公司承担返还义务。

(二)章定限制

意思自治原则贯穿于公司法领域,公司章程对于公司股利分配请求权行使的约定优先于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可对分红前提、分红权行使的条件、分红比例等具体操作规则作出安排,该章程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公司章程对分红期限、条件、数额等具体事宜做出详尽安排,无疑减少了股东之间的纠纷,提高了公司的运作效率,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实践中,章程约定长期不分红的亦有存在,在公司成立之初,股东为了公司发展,不分配利润,增加公司资本基础,维持公司信用,以保障公司正常运行。公司章程约定不分红的情形亦较为常见。

(三)其他限制

公司是否分红还受到其他因素限制,如公司经营状况、有无盈利、有无股东会决议。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处于无盈可分的情形,就不能苛求公司予以分红。如果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但大股东长期滥用股东权利,压制中小股东,导致公司无法分红,此种情形属于恶意分红。股东之间存在僵局,长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更无从谈起形成分红的有效决议。

二、遭遇尴尬:错综复杂的多类型诉讼

股东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得利润回报,回报率大小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积极性高低。现实中大多数股东因为公司不分红或者少分红,导致其仅仅享有抽象的权利,无法转化为具体的权利,盈余分配请求权有虚无化的趋势。股利分配请求权无法具体行使,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司不分红、少分红现象一直以来是公司运作中的常态,此种畸形现象显然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与现代公司运行理念亦背道而驰。二是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中小股东和大股东在投资理念、投资成本、投资期限等方面的认识和操作存在较大区别。中小股东类似于股市短线操盘手,大股东类似于股市长线操盘手。正是由于理念上的差别,中小股东渴望分红的欲望较大股东更为强烈。然而,大股东占据支配地位,中小股东相对弱势,大股东为长期投资目的着想,持不分红想法的股东占大多数。

(一)与知情权诉讼交叉

由于分红之诉的特殊性存在,须证明有可供分配的盈余存在。现代公司普遍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股东对公司具体经营状况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由于公司会计账簿、原始凭证、生产经营状态、财务等信息均由公司或者实际控制人掌握,从而造成信息上的不对称。股东举证证明有盈余可供分配难度较大,只能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解决这一困境。如果公司抗辩主张没有税后利润可供分配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如果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税后利润可供分配的,或者有初步证据表明公司存在财务会计报告造假现象,法院可以根据股东的申请收集证据并指定专业人员进行审计。尽管《公司法》第33条规定了股东有查阅、复制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权利,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因涉及到保守公司商业秘密和股东知情权的冲突,就原始会计凭证是否能够查阅、查阅的具体方式是否包括复制和摘抄,公司法没有作出更详细的规定。司法实践中股东大多提出委托第三方代为查阅或对公司进行审计,股东要为分红提供正当依据,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掌握公司是否满足分红的条件。一方面,审计机构具有独立性,相对于股东和公司而言,其作为第三方形成的结论相对客观。另一方面,如果股东自身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账目等材料,又会面临与知情权与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冲突,形成的结论信服度不高。再者,审计人员专业化程度较高,形成的意见相对股东自己更为专业。

(二)与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相关联

股东诉请股利分配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有股东会分红决议的情形下,股东要求公司履行分红决议,诉请分配红利;另一种情形是无股东会决议或者股东会没有形成有效决议,股东对公司不分红、少分红有异议,要求司法介入强制分红。因而,盈余分配纠纷之诉与公司决议存在密切关联。在通常情况下,股东行使知情权、提起股东会决议瑕疵之诉都只是追求利润分配或者其他权利的一种手段。股东对股东会决议合法性有异议的,可以提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或者撤销之诉。

三、破除困境:竭尽公司内部救济后的有限司法救济

(一)现行公司法已有的救济路径

《公司法》第74条规定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如连续五年盈利,连续五年不分红,并且符合公司法规定利润分配条件的股东可以要求公司回购其股份。对于公司不分红问题,股东并非只能以诉讼方式获得救济。股东对公司不分红存有异议,无法获得相应投资回报,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直接转让公司股份,甚至可以脱离公司股东的身份,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直接让渡股份权属。当然,此种情形较为少见,股权转让的方式虽然较为便捷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大股东滥用权利的作用,但也只能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股东退出公司并非常态,也与设立公司的初衷背道而驰,唯有不得已而为之。盈余分配首先应遵守公司章程约定,若无约定的情况下,对强制分配股利分配请求权原则上不应予以支持。一方面,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行使的条件较为严苛,至少表现为时间上的要求比较严格,不仅要求长达五年的时间而且要求具备连续五年;另一方面,股东可以利用各种方式规避该条法律设置的条件。此外,股东选择用脚投票转让公司股权亦非实现有效救济的路径。

(二)尊重商业判断与司法审慎介入之平衡

与股份转让、回购、退股、解散公司等其他救济途径相比,强制股利分配之诉的制度优势在于为股东提供了无须离开公司也能获得恰当救济的可能,其成本较之上列退出公司、解散公司等显然较低,尤其重要的是,为那些不愿或者不能离开封闭(有限)公司的股东提供了一个寻求公平救济的机会。[1]是否分红涉及债权人、股东、公司多方利益,关键点是如何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公司分红的决定涉及多方利益,法官尊重公司商业判断,让商人回归商人,让法官回归法官,实现商人和法官的角色正确归位。一般而言,法官作为消极、中立的裁判者,对商事主体作出的商行为进行裁判,但实践中并非所有的商事行为均能够通过内部救济予以解决,也并非所有的商事行为均是合法的,于是延伸出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公司自治原则的确是公司法上的重要原则,它要求司法机构在处理公司问题时充分尊重公司的自我决定。但是,公司自治原则并不是公司法所遵循的唯一原则。公司法作为法律,同样需要遵循法律正义的基本价值。[2]

应当明确的是司法审查不是万能的,司法审查也需要成本,而且不得不承认司法审查无论是在审查手段还是审查人员的能力上均存在一定程度不足。况且,法律人和商人属于不同的职业群体,在某些问题上必然存在分歧,甚至背道而驰。司法的介入应侧重于商业判断是否合法,即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对内容实质作出审查,至于分红是否合理不在司法审查的射程之内,除非是存在极度不合理的情形,导致商业判断不合法,司法才有介入的必要。司法介入旨在保护第三人、股东、公司的合法权益。司法介入需要把握审慎原则,司法审慎介入的侧重点在于司法有限介入,不能用司法权干涉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或者直接替代公司经营。只有当公司内部无法形成有效救济时,司法才有必要予以适当干预。司法介入并非胡乱作为,而在于给分红权受侵害的股东开辟救济途径。司法介入是必要的,司法审查可以说是对公司的一次全面体检,可以促进公司健康运行。司法与商业立足点不同,司法需要保持适度中立,商业则是社会生活中较为活跃的因素。

(三)无股东会决议亦应受理

无股东会决议情形下是否应予以受理?股东会有决议是否分红的权力,董事会仅有提议分红的权力或者制定分配方案的权力,因此董事会并不享有最终的决定权。由于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并未赋予董事会分红的权利,因此,股东诉请强制分配股利的诉讼请求不能向董事会提出。股东对公司决议是否分红、分红数额多少有异议,可以向法院提出确认决议无效、决议撤销之诉。法院就决议内容与决议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司章程进行审查,如果股东会决议合法,那么强制分红的诉请无疑会被驳回。地方指导性意见和司法实践大都认为无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对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不应予以受理。笔者认为即使无股东会决议,对于分红权纠纷法院也应予以受理。无股东会决议包括没有形成股东会决议、无法形成决议两种情形,大股东对于决议的形成占据先天的优势地位,甚至可以利用其控制权攫取公司利益。出于加强对诉权的保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受理条件,应予以受理。法律和司法解释从未规定无股东会决议即对该类案件不予受理,遗憾的是司法实践大多持不予受理的态度。[3]

无股东会决议即不予受理该类案件欠缺正当法律依据,股东设立公司、经营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董事或者控制股东应该围绕这一目的行使自己权利,不能用减少利润或者不分配利润的方法去实现其他不正当目的。所以,法院对受害股东给予救济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开放的。[4]另一方面,公司是否分红侧重的是公司分红权实质行使条件,而非对有无股东会决议这一程序性要件,如果满足实质条件但是不符合程序性要求即不予受理过于牵强。无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要区分分红究竟属于善意还是恶意,对于这一审查,无法在立案程序中解决,只能通过审判予以解决。法院审查不一定要以分红决议为审查前提。虽说尊重公司商业判断是毫无疑问的原则,但是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也需兼顾,不能让尊重商业判断成为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盾牌。股东如果能够举证证明公司存在欺诈、恶意不分红或者明显违背常理的行为,司法可以排除公司自治直接行使介入权。如果无决议及无救济,则中小股东将无法获得有效救济。

(四)有股东会决议的审查路径

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形,法官主要审查分红决议是否合法,如果股东会决议合法,则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争议按照协议处理即可。如果股东会决议违法,则股东有权提起确认无效或者撤销之诉。法院经过审查决议认定决议违法的,法院可直接审查公司是否满足分红条件。借助于公司年度审计报告确定公司净资产,通过净资产分析有无盈余可供分配。应区别股东会决议程序瑕疵和内容瑕疵而做不同处理:如果股东会决议因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上的瑕疵而被撤销,应判决公司在指定期限内重新召开股东会,而不是直接判决分配。这是因为,法院不能预先判定程序上的瑕疵被矫正后公司将形成怎样的利润分配决议,只能交由公司自行处理。如果法院判定股东会利润分配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在做出无效或撤销的判决后,应当同时告知公司怎样才是合法的利润分配(即强制分配),这中间不存在任何程序上的阻碍。[5]

法院对于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产生的内部盈余分配纠纷,应尊重公司自治,尊重公司商业判断,采取慎重介入的态度。小股东可以获得基于其经济地位应有的法律保护。□

 

注释:

[1]李建伟、茅院生:《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法理基础》,《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39页。

[2]梁上上:《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第79页。

[3]如浙江高院裁判的(2016)浙民申1952号凌国良与浙江杭州湾电工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该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于公司股东会决策范畴。股东虽基于投资关系取得利润分配的期待权,但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取决于公司是否盈利以及股东会是否依法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等多项条件。故在股东会作出决议之前,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杭州湾公司虽未设立股东会,但章程明确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对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定。凌国良在一、二审中均未能举证证明杭州湾公司已经就公司盈余分配形成利润分配方案,并经过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故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类似的案例还有刘瑾与衢州市衢江区银兴水电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6)浙民申1190号],浙江高院认为:“根据《公司法》以及银兴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是否分配盈余,应当由股东会通过决议。本案刘瑾作为公司股东,并未提供相关股东会决议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而是通过2012年度及之前分配利润以及银兴公司提交了审计报告等行为,推断公司有分配利润的决定,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4]梁上上:《异质利益衡量的公度性难题及其求解——以法律适用为场域展开》,《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第8—9页。

[5]张辉: 《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司法裁判规则》,《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105页。

作者单位: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


(信息来源: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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