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优先受偿权未实现视域下的参与分配制度

发布日期:2018-04-17浏览次数: 字体:[ ] 视力保护色:

优先受偿权未实现视域下的参与分配制度

 

吴  巍

 


 

一、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困境下参与分配之现状梳理

(一)既有法律规则模糊不明,难起指导实践之效

《最高人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510条对参与分配程序进行了简要勾勒:“参与分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有申请参与债权数额的比例受偿。”第508条第2款对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参与分配亦作了明文规定:“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仅从法律规则上看,上述条文对设有优先受偿权负担之资产如何分配已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检视实务会发现这一制度其实是模糊且滞后的。执行实践复杂多变,并不完全依照现有法律制度即成演绎状态。在法院对被执行人名下多项财产进行司法处置时,在不可控的市场环境、法院处置方式等因素微妙影响下,最先实现价值的并非一定是负有优先债权之物。也就是说会常常出现设定优先受偿权负担之物价值未变现,而法院通过扣划、提取被执行人收入或者处置被执行人其余资产而执行到位部分价款。被执行人的财产已有不能清偿所有债权之虞的,获取执行依据的优先债权人可否参与到被执行人其余财产的分配之中?如可参与,分配模式如何设定?设定优先受偿权的资产价值实现后,普通债权人权利如何救济?以上种种实务中出现的难题,在既有法律规则中却未有明确的操作指引。既有法律规则的模糊不明,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困境下参与分配机制的缺失,导致对执行实务中疑难问题的指导乏力。

(二)成讼案例未成统一范式,缺乏参考适用价值

由于现有法律未对优先受偿权未实现时的参与分配机制作明确规定,故而具体分配模式具有不完全确定性,法院之间往往各行其是。根据笔者所在单位的执行实务和精选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案例[1]显示,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困境下,参与分配机制呈现出以下几种操作模式:

1.优先受偿权人不参与被执行人其余财产的分配程序。这种模式基本操作机制是在优先受偿权未实现状态下,优先债权人不参与对被执行人其余财产的分配。理由在于优先债权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对特定物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该优先受偿权可有效保障主债权最终实现。其债权实现比例及可能性大大高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人,若未放弃优先受偿权且该物价值未灭失的情况下,其参与对被执行人其余财产的分配,势必导致受偿比例较低的普通债权人分配所得进一步减少。故其不应参与对该财产的分配程序,其债权实现应依附于负担优先受偿权之物的价值变现。这也是多数基层人民法院的操作模式。

2.部分债权参与分配程序。这种观点认为,优先受偿权人可以参与到被执行人其余财产的分配程序之中;但在参与分配之前必须扣除负有优先债权负担之物的价值,具体价值以评估或合同约定的数额为准。参照此种模式较为典型的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诉李天舒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案”[2]中的裁判方式。在该案判决中,法院认为招商银行的债权存在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的竞合,招商银行有权在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在执行顺序上进行自由选择;当符合参与分配条件时,该行有权参与对被执行人非抵押财产的分配程序。基于公平原则和维护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参与分配的债权数额应在债权总数额中扣除未处置抵押物的价款,价款金额的确定应按《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数额为限。但事实上,如债权总数额与抵押物评估价值的数额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扣除后的剩余债权所剩无几,无异于将其排除出分配程序。

3.整体债权参与分配程序,优先受偿权实现后款项再次分配。这种操作机制采用了二次分配模式。首次分配时,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债权主体可以普通债权人的身份参与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分配,申请参与额度为所持的整体债权;设定优先债权的资产价值实现后,则进行再次分配。如优先债权完全实现的,首次分配款项退回法院,由法院依据普通债权人未受偿的债权比例予以分配;如资产变现价值小于该债权的,优先债权亦应从变现价值中优先受偿,之前分配所得款项依旧退回法院,并以其剩余债权数额再次参与分配。理由在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之于被执行人的其余财产而言亦是普通债权,不能因优先受偿权未实现而剥夺其作为普通债权人参与分配之权利。“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与黄家培等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上诉案”[3]即根据此种审判模式予以裁判,法院支持建设银行作为普通债权人的身份以全部债权参与到被执行人黄家培等人拍卖财产的分配程序之中;抵押物处置后,再对分配款项进行二次分配。但判决主文对再次分配程序仅做逻辑推理,并未精准设计具体操作范式。

(三)运行机制陷入尴尬困境,失序状态明显

1.分配模式类型呈现层级状态。在对数据库的案例进行筛选的过程中发现,引起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或上诉的案例中,多数基层法院执行机构持优先受偿权人不参与被执行人其余财产的分配意见;而中、高级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中大多数对分配方案作了调整,将优先债权纳入到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的分配程序之中。虽然多数中、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将其纳入分配程序,但法理阐述各执一端,对参与分配的债权额度、优先受偿权实现后的再分配模式态度亦不尽一致。

2.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原因具有多样性。在对上述类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发现,除了基于市场因素等客观原因导致资产经拍卖、变卖价值无法实现外,法院认为资产一时无法处置导致优先受偿权未实现的状况亦屡见不鲜。不处置的原因集中体现在腾房工作困难、资产权属调查不清致使资产无法处置等事由。而上述因素导致资产无法有效处置的事由是否正当合理,在目前分配案例中并未有法律文书对此作有效考证。

3.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律规则的滞后和分配范式的缺失,使得司法机关在操作时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尽管适度的自由裁量权便于司法人员权衡案情作出合理的判断,但是法律程序应然具有规范性和公正性,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难免会产生较大的利益弹性空间,侵蚀司法程序的规范性和法官的公信力,滋生一些隐性问题:如资产处置时避难趋易;方案制作时选择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分配模式;数额和本息计算时多依靠自身经验,随意性较大等。

二、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困境下参与分配之实证解读

从实体解决机制的视角上分析,有效解读以下核心问题事关重要:优先受偿权人是否可参与到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的分配程序之中?可参与的情况下分配申请数额如何确定?优先受偿权实现后普通债权人的权利如何合理救济?笔者试从分配正义等法理逐层剖析,拟制出最优化分配模式。

(一)分配正义原则下的首次分配

从目前实务中操作各类型模式来看,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可参与。该资产只是因故暂未有效处置,其仍依法享有优先受偿之权利,该优先受偿权可有效保障其主债权的最终实现;参与分配程序势必进一步减少一般债权人的可分配比例,有失公平原则。第二种观点认为不可全额参与,应扣除优先受偿权负担之物的评估价值后再参与分配。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优先受偿权能否实现尚不确定,优先受偿权之主债权已取得合法执行依据,只要其债权尚未清偿且被执行人财产已有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危险的,就不应剥夺其以全部债权额度参与分配之权利。

“纯粹的执行程序意义上的参与分配,实质是依据不同执行名义的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有限已知财产的执行竞合。”[4]参与分配实质是获得合法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在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对被执行人有限的财产这一稀缺物质资源公平有序的分配。如何解决参与分配制度中潜在利益冲突,我们不妨参照罗尔斯等人的分配正义理论来进行推理。分配正义理论涉及财富、荣誉、权利等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核心分配原则为罗尔斯的经典名言:“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者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5]换而言之,每个主体依附于其权利位阶的安排享有平等分配的权利。具体到执行程序的参与分配制度之中,当被执行人资产不能清偿所有债务时,有限的财产无论之于优先债权人还是普通债权人,都是稀缺的资源。分配正义演变为一种机会和比例平等,每个获得合法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均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参与到分配程序之中;但这种平等又是谦抑限制的,它们须遵循各自的权利位阶——在相同的权利次序中按照债权额度比例分配。即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担保等优先债权的优先受偿,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申请参与分配数额的比例受偿。

根据债权平等原则,对于被执行人其余财产而言优先受偿权所依附的主债权与普通债权无异,处于同等的分配位阶之上,对该财产并不享有“分配的特权”。故此时各债权性质在相互之间不具有优先效力,应视为“相等的”分配主体。任何取得生效执行依据的普通债权人不得以其债权数量之多寡而要求债务人对其优先履行或者排斥向其余债权人履行的权利。因此优先受偿权未实现的困境下,法律应赋予其主债权平等和完全的参与之机会,以其未清偿之全部额度参与到被执行人其余财产的分配程序中去。从另一个维度探析,即便是切换至优先受偿权实现的状态下,对于不能清偿部分,尚可参与到被执行人的其余财产分配之中;如在优先受偿权未得以实现的困境下,反而剥夺了其参与分配权利,明显缺乏合理性。

(二)矫正正义[6]原则下的再次分配

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困境下,基于分配正义之机会平等之原则,优先受偿权所附之主债权可以其全部额度参与到被执行人其余财产分配程序之中,以实现被执行人财产这一稀缺资源在各债权人主体之间的理性配置。但当该资产有效处置之后,首次分配款项如何再次分配方可衡平正义?当变现的价值足以清偿优先债权的,将首次款项退回法院,由法院按照各债权人未清偿比例再次分配的观点并无争议。但如不足以清偿优先债权的,如何确定再次分配次序,实务操作模式则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在优先受偿权实现之后,仍不足以清偿的,首次分配的款项应优先补足其额度,多余部分再退回主持分配的法院,由法院按照各债权人未清偿比例再次分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优先受偿权原限于客观因素未得以实现,现既已实现价值,则应恢复原始状态,优先受偿不足部分才可以参与被执行人其余财产的价值分配。故应将首次分配款项退回法院,由法院根据优先受偿权人剩余债权额与普通债权人重新按比例作出分配。

分配正义理论的完整体系必须是二元孪生结构的,即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内在一致性。分配正义对社会稀缺资源在利益主体间进行了符合平等主义的程序性设计,尽可能科学合理的配置资源;而矫正正义是针对资源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非正义状态而设计的具有实质调整功能的救济性措施。通过矫正正义的再次救济使分配过程始终合乎公平正义的分配理念。具体到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困境下的分配机制,首次分配基于的是分配正义原则,再次分配则需要进一步有效考量矫正正义原则,来修复不正当的利益差别,使分配机制“最大限度的增加那些最不利者的期望”。[7]当优先受偿权设定之物价值得以实现时,如仍先补足优先受偿权人,无益等同于该债权在被执行人的其余资产之上亦享有了优先受偿之权利。其因资产处置顺序的变量因素获取了超出法律规则正常状态下的利益,而普通债权人则减损了原先的可分配利益;这显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此时就需要在新增“稀缺资源”过程中对财产分配机制进行矫正修复。故当后续优先受偿权得以实现时,应将首次参与分配所得款项全部退回法院,由法院根据其剩余债权与普通债权重新按比例作出分配。

三、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困境下参与分配之路径完善

在妥善破解日趋增多的参与分配难题时,除了在法理上予以剖析研究外,更需通过制度重构,设计法律规则和案例适用范式,才能真正确保执行中的参与分配制度产生最能导致正义、有效的程序安排和权利体系。

(一) 回归设计初衷,厘清分配机制之适用语境

司法实务中情况是复杂多变的,优先受偿权未能有效实现,除了客观因素导致资产不能有效处置外,司法人员以腾房工作难以进行等事由暂不处置亦是重要原因。而资产不能处置事由是否正当,目前未有明确的评查考证机制。事实上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难以避免执行员存在畏惧腾房压力及处置程序繁琐等主观因素而滥用这一事由,而消极执行事由的滥用使得大量资产处置迟滞。执行财产的迅速实现是当前破解执行难的一把利刃,而消极处置行为无疑会钝化这一利刃的锋利程度。将此类案件纳入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困境下的分配机制,不仅违背了设计此类情况下参与分配规则的初衷,也不符合基本解决执行难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设置一套内外双重监督的审查程序。对于执行员提出的腾房困难和权属难以查清等认为资产一时无法处置事由,其必须将资产调查过程中所查询到的所有资产档案、单兵执法仪形成的执行影像、调查笔录等材料整理成卷,并形成系统的书面报告,详细说明资产不能处置的理由和执行风险系数。之后将案卷和书面报告提请专设的执行法官会议[8]进行汇报,由执行法官会议裁决是否符合处置的条件。如执行法官会议认为资产符合处置条件的,退回承办人补充调查后继续执行。审查后认为确系一时无法处置的,承办人必须将资产不能处置情况告知优先受偿权人和和首封债权人。相关债权人对此有异议的,可向法院提出,纳入执行异议救济程序予以处理。通过执行法官会议和相关债权人的双重监督,严格限定执行员自由裁量资产无法处置事由的空间,使得大量资产可处置案件剥离出去,厘清了此类分配机制适用语境,也促进了被执行人资产的迅速变现。

(二)完善法律制度规定,确立优先受偿权人的参与分配规则

上文在对参与分配的机制实证分析时,大致勾勒出一种相对合乎公平的分配模式。在此基础上,为规制自由裁量空间,确保参与分配程序规范和统一性,本文设想对《民诉法解释》第508条第2款的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单列一条,作为优先受偿权人参与分配的适用规则。

修改后的条款内容拟制如下:“参与分配执行中,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对财产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该财产未有效处置,但优先受偿权人已取得执行依据的,可以申请参与对被执行人其余财产的分配。参与分配所得价款应在优先受偿权实现后退回法院重新予以分配。对于优先受偿后的剩余债权,可以再次申请参与分配。”换而言之,增设条文内容从法律制度上完善了优先受偿权人的分配规则,并从两个向度确保了其参与分配的权利,特别是明确了优先受偿权未实现状态下的操作规范。当优先受偿权未实现时,其可依据生效法律文书以整体债权额度参与到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的分配程序;优先受偿权实现后,首次分配款项退回主持分配的法院,由法院再次进行分配。如优先受偿后仍未清偿完毕的,剩余债权可以视为普通债权继续申请参与分配。

(三)衡平救济规则,规范普通债权人再次参与的分配模式

优先受偿权实现后,需将首次分配款项退回主持分配的法院,由法院根据普通债权人的债权额度再次进行分配。这是基于矫正正义原则对普通债权人的利益救济模式。但普通债权的总额是不断变化的。一方面由于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进一步披露和公示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债权人取得执行依据,希望参与到执行分配中来。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债权的利息、迟延履行债务利息也在不断增长。故再次分配如何公平对普通债权人进行救济,就面临着参与分配申请主体和期限的确立问题:即首次分配之后增加的持有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可否参与到退回的执行款项分配之中?参与的债权利息和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如何计算?此时就需要借助利益衡量法来确立各方在利益相容的基础上达到合理分配状态。

“利益衡量法是法学方法中的一种黄金方法,它自身既是一种独立的方法,同时他又贯穿于其他方法之中。”[9]利益根据不同结构层次可分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在这个结构中,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递进关系,也是一种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10]这种利益层次结构要求司法主体在执行时必须要遵循衡平救济的理性思维:以当事人的具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为切入点,对制度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进行综合考量后,确定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法益。

具体到参与分配程序,首次分配囿于优先受偿权未实现,优先受偿权人分配所得款项实际是基于公平原则从当时的普通债权人可分配总额中提取的,提取份额实际上减损的是当时有参与分配资格的其余债权人的群体利益,而非现阶段所有债权人的公共利益。故待优先受偿权实现后将首次分配款项退回法院重新分配时,可参与分配的主体应为当时参与分配的债权群体,而不应将法益无因惠及全体债权人,之后持有可执行依据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债权人无权对该部分财产进行分配。同理,对该部分款项进行再次分配时,债权总额的确定包括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均应以首次分配时间为截止期限计算为宜。

(四)探索案件指导机制,多维度设计适用范式

优先受偿权未实现困境下参与分配机制涉及到初次分配、再次分配问题,实务中情况较为繁杂,涉及利益主体较多。为进一步规范法院在执行分配和裁决分配异议之诉时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除了在分配规则上予以成文规定外,亦有必要通过指导性案例来进一步明确规范具体操作细则,以期明示参照之用。具体方法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将指导性案例设置为搜索的可选性优先项之一。通过精心筛选,将具有典型性,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说理清晰的参与分配案例纳入指导性案例项下;并运用网络爬虫技术,将与之相关联的各级法院裁判文书建立索引,以作准确参照。为避免随意引用,应对案例和裁判文书进行有效甄别,对于参照意义不大甚至适用不当的案例,则不予纳入,确定援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同时在对执行过程中,适用范式之确立亦可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编撰案例指导的形式进行专题汇编,发放至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学习。或者通过每年度的执行业务培训,以解答疑难问题的方式对执行人员进行示范指引。□

 

注释:

[1]案例数据大多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和执行实务。笔者筛选了各级人民法院有关优先受偿权未实现时参与分配的裁判文书进行比较分析,虽仍具有局限性,但通过对裁判的结果和法律分析,大致能梳理出目前操作的几种模式机制,并折射出不同层级司法机关对该法律问题的大致观点和态度。

[2]详见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3民初3508号民事判决书。

[3]详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嘉执分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4]许尚豪、欧元捷:《执行分配与破产还债的功能分离:参与分配制度的现实重构》,《人民司法》2014年第14期,第104页。

[5][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重印版,第62页。

[6]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涉及财富、荣誉、权利等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矫正正义涉及对被侵害的财富、荣誉和权利的恢复和补偿。矫正正义基于平等的正义。

[7]同[5],第81页。

[8]执行法官会议是由执行庭的全体员额法官组成, 职能在于讨论执行疑难问题,研究执行方式和探讨执行思路,是本文设想的一种替代审判委员会专设的业务机构。

[9]李秀群:《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载《法律方法》(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10]杨秀清: 《以利益衡量为基础构建民事执行拍卖效力制度》,《法学杂志》2014年第8期,第87页。

 

作者单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信息来源: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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